在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期间，中海内地出版参展团共签署版权输出3553项。不久前，新闻出版总署召开了“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”专家评审会，该工程包括“中国学术名著系列”和“中国文学名著系列”两大系列。而差未几与此同时，把中国名著先容到国外的闻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去世了。这使一些论者大为感触，称“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在中译英领域里，就比如中国两弹一星事业里的钱学森。”美国汉学家葛汉文说过的一段故事也被翻出来：一个留美的中国博士生翻译了贾平凹的《废都》，可惜水平太差，翻译出来的东西“是一堆文字垃圾”。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也指出：“没有翻译，谈中国文化走出去，谈进步软实力就是句废话。”
我等在海外当教书匠，给美国人讲了不少中国历史，大概也算是文化传播者了。但我听了这些话，不免有些诧异。中国人为什么要操心把自己的经典翻译成外文呢？究竟，把中国的经典翻译成外文，主要是知足外国人的需要。外国人的需要，当然主要应该由外国人自己来操心。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，自己要操心的事情良多，在翻译题目上何必调兵遣将呢？
孔子曾说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你的文化假如博大精深，对人类有重要贡献，人家天然会以唐僧取经的精神来挖掘先容你的经典。这事情不一定非要你自己去做。我在美国学习工作了十几年，从来没有听说美国人在那里担心怎么把他们的经典翻译成中文。人家琢磨的倒是相反的事情：中国人翻译了我们的东西，给版税了没有？我们的知识产权得到保护了没有？总之，固然人家比我们富，但并不那么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白送给我们。怎么我们反而像是要往人家家里送东西，甚至还要倒贴钱呢？
恐怕这仍是体现了一种文化虚荣。而这种虚荣，则未必不是源自文化贫乏。中国过去有着灿烂的文化，其中的经典已经被西方广为翻译先容，好比《论语》的英译本就有好几个。另外，现在西方人学中文的越来越多，值得先容的中国经典，会更多更及时地被先容出去。题目是，传统的经典再丰硕也是有限的。一个文化假如丧失了继承创造经典的能力，就不能指望人家会不停地翻译。这恰正是中国文化的软肋。现代中国文化，创造了多少值得世界留意的东西？
翻译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，也是文化成长的枢纽。但对中国人来说，更需操心的应该是怎么把人家的东西拿来，而不是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。人家的东西拿不来，自己的文化就会由于缺乏滋养而无法成长，文化产品的质量也就会值得怀疑。中国的翻译界，不停地出“常凯申”、“孟修斯”这样的笑话，说明把外文翻译成中文的气力之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看把人才和资源集中起来将外国的东西译介成中文，知足中国人的文化需求，可能更迫切些。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文化贡献当然是令人瞩目的，但对中国文化来说，严复的意义则要大得多。我们要寻找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严复，而不是二十一世纪的杨宪益和戴乃迭，无论这对夫妇是多么值得我们尊敬。
